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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格权编第1034条第2款采用了可识别性的标准，将“个人信息”规定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可识别性的标准不仅限于身份信息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活动信息，从而扩展了个人信息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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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因病逝世 享年99岁
中新网上海9月7日电 (许婧 殷志敏)记者7日从民盟上海市委会和上海海事大学获悉，全球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于7日凌晨3时10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9岁。
东京审判是1946年至1948年间在日本东京进行的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也是唯一的a级战犯法庭。它与战后亚太各地举行的bc级战犯法庭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和延续至今的亚太地区秩序，并成为其中最为关键的法律基石。东京审判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1985年9月加入民盟。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审判期间，高文彬发现“百人斩杀人竞赛”的证据，揪出“百人斩”元凶。他在晚年多次呼吁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
在中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中，高文彬都尽量出席。生病前，他还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盟员程兆奇教授介绍说，高老参加过该中心的很多活动，十分关心中心的研究工作。2016年，95岁的高老尽管步履蹒跚，仍要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高文彬常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他叮嘱自己的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叮嘱在国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
民盟上海市委会方面介绍，今年7月20日，民盟上海市委会工作人员曾去医院探望高老，遗憾的是高文彬当天早晨突然陷入昏迷，平静地躺在病床上。
晚年的高文彬一直保持着海派男人的作派，在北外滩的住宅里颐养天年。民盟浦东区委原副主委王卫平回忆道，每次去探望老高时，90多岁的他始终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炎热的天气里，高老还特意从冰箱里拿出小毛巾和冰镇饮料给客人。高文彬喜欢喝咖啡、品红酒，喜欢音乐和摄影。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只要有机会他就拍摄，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
民盟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秘书长、原常务副主委蒋志伟老师回忆道：“高老是一个热心人，我曾为建校史馆对其进行采访，他都能娓娓道来。他曾遭受到相当长时间的不公待遇，但能够如此之快地走出阴影，融入社会，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完)
孟凡利：为了推动示范区建设发展，省、市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比如，在下放审批权限方面，省委省政府正在准备实行“负面清单制”向上合示范区放权，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目前，正在与上合示范区对接第一批管理权限下放承接事宜。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将上合示范区纳入省委、市委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范围，实行“管委会 公司”管理体制。
因为贫困人口的存在，就是社会发展的短板。帮助他们整体脱贫，中国经济就将获得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疫情带来的冲击越大，脱贫攻坚的意义也就越重大。随着越来越多人口脱贫，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后返贫，如何克服形式主义、杜绝数字脱贫，将会成为脱贫工作的新焦点。
在“修例风波”中，人们已经看尽暴力的危害、暴徒的凶残。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此前表示，香港正面临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威胁到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也在对国家安全造成冲击。反暴力，是因为暴力已渗透进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危险近在咫尺；是因为暴力还有延续、扩散和升级的可能，要摧毁家园；是因为暴力不止，暴徒将更加猖狂，反中乱港分子将更加嚣张，香港要葬送掉一代代人辛苦建立的基业，辉煌篇章被恐怖主义湮灭。
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250余部，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民事或涉民事法律。王利明表示，我国的民事法律长期采用单行法立法形式，这使得各个单行法之间难免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法官在司法裁判中也长期面临找法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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