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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现有涉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目前，由于没有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立法，我国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体系主要由《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以及相关法规、规章组成。这些法律法规关于金融机构破产只有简单规则，多为支离破碎的原则性和分散性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宏观上对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界限、处置行为规则、金融消费者保护等的规定不够完善。微观上对金融机构的破产程序，如与金融危机救助机制的关系问题、行政前置程序问题、破产重整程序的具体适用问题等都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满足新形势下金融机构破产处置的法律需要。为此，亟需科学、全面、系统地整理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体系，制定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满足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
首先，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优胜劣汰的必然。从加快完善市场机制的要求而言，建立金融机构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依然十分迫切。其一，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主体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经营管理不善、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按照优胜劣汰原则退出市场是金融业竞争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其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机制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利率市场化必然使金融机构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多，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促进金融机构优胜劣汰有序破产退出，是全面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条件。其三，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是有效保护债权人权利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但在目前，由于没有系统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我国对倒闭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行政关闭、撤销等方式退出市场。实践证明，依靠行政手段的市场退出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程序不规范等缺陷，导致债权人权利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直接危及社会公众利益和金融稳定。因此，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是实现金融机构有序市场退出的重要前提。
（四）妥善处理其他问题。一是目前我国已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存款保险基金，建议尽快建立投保者保护基金，为在金融机构破产中维护金融消费权益提供支持。二是由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一般性市场化管理机构和个人在接管金融机构财产和处理金融机构破产事宜时，不具有专业优势，并且缺乏控制与处理金融风险与危机的经验，因此，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应考虑由金融投资者保护部门与专业人士组成。三是区分个人债权与金融债权，考虑存贷人、股票投资者、期货投资者、投保人等不同债权与股权的特点，并适当考虑金融机构员工债权的保护问题。
（一）坚持公益属性。民办教育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营利性民办高校、非营利性民办高校都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此外，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全国人大举办了7期代表学习班，共计有1900多人次参加；组织183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等活动，形成调研报告91篇；截至2019年11月，全国各级人大设有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联系人民群众平台达22.8万个……
郑济铁路郑州黄河特大桥是郑州至济南高铁、郑州至新乡市域铁路和郑州至新乡城市快速路，跨越黄河的共用通道，全长34.3公里，总投资75.2亿元。桥梁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六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下层为四线铁路，高速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市域铁路设计时速为160公里每小时，大桥预计年内实现主体工程完工。
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是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坚实改革基础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在“大力度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这一前提下才能形成，一起来看。
加大改革力度，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其一，通过强力改革，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打通支撑国内经济循环的全流程创新链条。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
其二，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的巨大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在这一领域，我们仍存在不少短板，可以大胆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使其发挥作用。
其三，将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要作为重中之重，着力补短板、锻长板。要持续强化产业链要素保障，围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依托重点行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在物流、人流、资金流、数据流等方面的断点堵点痛点问题。要大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大企业主导构建创新体系和产业生态，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型产业合作体系。要巩固产业链综合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加快补齐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其四，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今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了两个重量级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文件提出了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强调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是新时代中国市场经济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五，营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和负面清单制度，吸引先进国际资源来华投资发展。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为契机，把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做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逐渐以制度形式把改革成果确定下来。
推进高水平开放，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其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循环。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吸引集聚更多高质量外资企业。这样内需就成为实现全球化战略转型的工具、资源和手段，利用内需来促外需。用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发展创新经济，进行产业升级。如果我们将国内市场打造成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那将极大地推动创新经济格局形成，有利于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一带一路”为重点，依托制度集成创新，建设高水平的开发区、自贸区，积极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功效，巩固东盟开放合作的成果，形成更多面向“一带一路”和南方国家的国际大循环。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更大范围流通，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其三，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与发达经济体建立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循环关系。虽然欧洲国家与美国走得近，但美欧存在利益纷争，也存在诸多矛盾，我们有机会争取与欧洲合作。要正确分析欧洲的形势，一些国家与中国合作获利巨大，即使不会进一步深度合作，但也不至于“去中国化”。中日韩产业链、价值链十分密切，相互深度嵌入。应争取早日建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个虽有一定难度，但对我们来说必须争取。
其四，打通国内国际循环的痛点和堵点，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规则和标准的有机相容。畅通国内国际循环，不只是畅通人流、物流、要素流，更要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规则和标准的有机相容。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韧性和柔性，从制度上、技术上、规则上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痛点和堵点，畅通国内国际微循环。
其五，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脱钩”，促进国内外市场有效贯通。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粘合度，采取一切措施坚决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脱钩”。当前需注重恢复国际供应链，畅通外向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国际产业链，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积极拉动国内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引导外向型企业建立基于国内循环的产业链，促进国内外市场有效贯通。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张占斌
新京报讯（记者程维妙）5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5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均与上月持平。
针对单身女性生育权保障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孩子落户、入学等问题，她建议民政、教育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快对于人类辅助生育技术配套措施的研究和制定，破除针对单身女性的生育歧视，进一步促进社会平等。
新京报讯（记者侯润芳）近期，住房公积金的存废问题引发争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一份提案中表示，从效率和公平两个角度看，住房公积金的历史使命并未完结。不过，他同时指出，公积金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应加快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步伐，而不是因噎废食。
目前的证券市场，中国有1.5亿多投资者，“证券市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打击证券市场的违法犯罪，加大民事赔偿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降低维权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保障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秩序，既是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所必须，也是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所必须。”刘贵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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