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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戒掉的过去

　　叶雄说，假如真有地狱，吸毒就是从人间坠入地狱，戒毒就是从地狱爬回人间。

　　叶雄今年63岁，在2002年3月离开上海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时，她感受到的是焦虑。她1991年开始吸食海洛因，10年后被逮捕。她离开戒毒所时，她的父母已经去世，考虑到弟弟已有家业，她不想再去打扰，而她也早已离婚。那一晚，她睡在了公共澡堂。

　　她形容：“那时候，不知道一个人会游荡到哪里。”

　　后来，当她回到戒毒所做演讲，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台下：“如果你出所之后，整个城市没有一扇门为你开，没有一张床能安身，口袋里没有钱，银行里没有存款，举个手好不好？我可以负责你们三天的吃住，当然也不要五星级（酒店）哦。”

　　很少有人举手。的确，像她这样占据了这么多难处的人不多。可即便有父母心疼，有丈夫呵护，或有妻子等待，走出戒毒所之后，戒毒人员们融入社会的道路却还是崎岖。

　　从头再来

　　离开上海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前一天，傅忠被一位熟悉的警官找来谈话。“都准备好了吗？回去还吸吗？”

　　傅忠低着头，短暂沉默后说：“我真的不能确定，我感觉我很难做到。”

　　警官没有料想到这样的回答，他给过傅忠许多鼓励，原本对他的康复很有信心。

　　“这是真心话，我知道这样说会让你很失望，但我不知道出去以后会遇到什么。”

　　第二天，傅忠给那位警官留了张纸条：“我走了，谢谢你！如果下次我又回到了这里，请你千万理解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经诊断评估，除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或需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一般吸毒成瘾者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两年。

　　傅忠在2014年进入上海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那时他46岁，已经吸食毒品17年。戒毒矫治两年之后，2016年11月，他终于走出了那堵高墙。

　　2017年4月27日，曾有两年冰毒吸毒史的胡佳（化名）也离开了强制隔离戒毒所，出所之后，她叫了计程车，父母和女儿在等她回家。那天，她觉得戒毒所里失去自由的两年很“值得”，因为她终于没再碰过一次冰毒。

　　离开戒毒所第二天，叶雄找到了开棋牌室的朋友，开始在店里打杂，帮着扫地、倒茶、买烟。

　　后来，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联系到叶雄，请她回去参加活动。她很开心，自己竟然能够以助人者的身份再次回到戒毒所，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去激励别人。尽管当时穷得没钱吃饭，叶雄还是自付车费，回到了当初她接受戒毒矫治服务的地方。

　　2003年，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成立，上海市禁毒委员办公室邀请叶雄为第一届社工培训。那时候叶雄还不擅长电脑打字，手写了全部讲稿，她女儿帮忙转成了电子文档。印出纸质版后，叶雄拿到了禁毒办，别人看着一叠讲稿，开玩笑：“叶雄准备怎么样啊？出书吗？”

　　叶雄对此也有点自豪：“结果上去几个小时，一个字都没看！”

　　在这之后，叶雄渐渐投入到禁毒工作。2003年，她开通了戒毒咨询热线；2004年，她正式加入自强社会服务总社；2006年，她与社工一起参加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组织的培训；2007年，她学习了心理学。直到今天，叶雄仍然在从事戒毒康复领域的同伴教育和禁毒宣讲工作。她出现在不同的媒体上。

　　谈及知名度，叶雄说：“我就是一个‘大熊猫’，做得最多的是宣传，这不代表我有多好，只是因为戒毒成功的人实在太少，所以才显得珍贵。”

　　她甚至认为，有时候“看到台下黑压压一大片”，生出一种使命感，而这种感觉促进了自己的康复。

　　面具后面

　　电影《门徒》中有句台词：“究竟是毒品可怕还是空虚更可怕？”

　　叶雄对此的回答是“空虚”。

　　而在她看来，想要战胜空虚，最大的困难是解决就业问题。

　　广东联众戒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一所经过广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这里工作了5年的陶园春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仅可以让戒毒人员规律生活，使其远离之前的“毒友圈”，也可以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来源，避免产生焦虑情绪，降低复吸概率。

　　没有及时就业的戒毒人员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具备就业动机，不想找工作，另一类是具备就业动机，却无法找到称心的工作。“一部分戒毒人员其实不差钱，他们找工作不难，难的是找到一份或高薪或体面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戒毒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拮据。一般情况下，他们能找到的工作不仅薪水低、工作时间长，还可能离家很远，所以会比较辛苦。这样的生活压力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情绪，不利于戒毒。”陶园春说。

　　在公司，没有人知道胡佳的吸毒史。她擅长业务销售、市场开发，靠业绩说话。她承认，有时候会感到害怕。“以前碰到过，单位面试全部合格，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却突然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一块我就有困难。”

　　根据戒毒条例，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社区康复自期满之日起解除，即在法律意义上，戒毒人员可被认定为“未复吸”。

　　而在社区戒毒的三年期限内，戒毒人员应当根据公安机关要求定期接受检测。

　　因为三年社区康复期未满，为了避免坐地铁时被查身份证，或在酒店开房时需要身份证登记，从而警方出现要求尿检的尴尬局面，胡佳不愿和同事聚会。她说：“我们上班都是戴着假面具去的，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过去。”

　　“但凡放下防备，想要畅所欲言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找自己的同伴。”胡佳经常参加叶雄组织的禁毒公益活动，同伴们每个月也会组织几次聚会和旅游。在这里，她不担心被查，“反正大家都一样”。

　　谈到这些限制性规定，胡佳说：“借用《无间道》里面的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欲念之门

　　在叶雄看来，戒毒人员完整的戒毒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部分：生理脱毒、心理康复、社会功能恢复、生命意义重建、价值实现。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将“成瘾”定义为“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戒毒是一种成瘾治疗。

　　在戒毒所，两年的时限能够让戒毒人员基本完成生理脱毒，而出所后，“心瘾”却是戒毒人员必须依靠自控力跨越的一道坎。

　　国家禁毒办2019年6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查获复吸人员滥用总人次50.4万。

　　2016年，傅忠在社工的推荐下认识了叶雄，并在一年后正式加入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成为一名干事。

　　“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和我一样的人。吸毒者都想戒毒，就是没有一个动力支持自己，但在叶老师这里有这么多同伴，他们都在影响着我。”加入叶雄的团队后，傅忠又开始对生活充满期待。

　　可就在傅忠觉得自己不会再为毒品动摇的时候，一次外出，他在小区里遇到了过去的毒友。

　　那位朋友当时还在吸毒，对傅忠说了一句：“你没事到我家来坐坐啊。”

　　傅忠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好、好……”说完之后却感觉全身都被冷汗浸透。“虽然当时没有明说，但是我一看到他的脸，就感觉自己的欲念之门正在被一种力量撞击。”

　　外出路上，距离目的地大概有10站，可在公交车上，傅忠乘了3站就坐不住了，下了车。他的心里闪过一丝侥幸：“我知道那个朋友没有想害我，偷偷吸一次，也没人知道。”

　　就当傅忠走到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台，打算往回走，一辆公交车刚刚开走。在等车的时候，他的内心又开始挣扎。他打开了同伴康复小组的微信群，没话找话聊，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解自己内心的躁动。

　　那天，傅忠一边在群里聊天，一边漫无目的地走路，终于焦虑情绪渐渐缓解，从而打消了去朋友家“坐坐”的念头。

　　晚上，手机里跳出步数统计，那天下午他走了两万多步。

　　事后回想，傅忠说：“真是老天帮忙！如果我正好赶上那趟车，如果没有这群同伴，尽管我在车上也会坐立难安，但结果可想而知，后果却无法想象。”

　　渴望尊重

　　2003年，在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做的第一场演讲中，叶雄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当妖怪，我们需要信任”。那时候，她还讲不出口“尊重”这个词。“要人家干部、人家公安来尊重你，没那么大的胆。”

　　回想起吸食毒品期间的经历，叶雄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一只亏欠社会、亏欠大众的过街老鼠。有一次，她又被带去了警局，因为强戒所没有接收，最后被释放。叶雄想尽快签完字离开派出所，于是伸手去拿笔。负责办理手续的年轻民警见状，立马要回了笔，又慢悠悠拿出一个信封，把那支笔裹了一层又一层。

　　“把我当麻风病人一样，这个感觉也是蛮……”叶雄停住了，没再继续说下去。

　　离开强戒所后，在社区康复的第二年，叶雄在外租房.一天，6名民警突然出现门口，要求叶雄去做尿检。

　　“真的很难受，用得着吗？我跟他们说，是因为当时我积极主动地留下了我的信息，包括电话号码、上班时间，你们才能顺利找到我。我就一米五几的人，用得着你们6个人来带我走吗？邻居看到了会怎么想？”

　　民警问叶雄为什么不在公司附近租房，叶雄无奈：”我也想呀，但那是中心区，房价高，我没钱。”

　　还有2014年那一次，叶雄直言受到“侮辱”。身为湖北省戒毒矫治研究会理事，她受邀去武汉开会。动车上，一对老夫妻想要和她换座位，叶雄没多想就跟老人换了票，于是拖着装了很多书的行李箱，从7车厢费力地走到了15车厢。还没坐定，被4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围起：“拿好东西，跟我们走。”

　　叶雄无地自容，试图通过给警察看邀请函证明身份：“我一定配合你们接受尿检，但你们能否也改变一下工作方式，讲究一下素养？”

　　“有素养你会去吸毒吗？”有警察反问她。

　　那天，叶雄错过了动车班次，接受尿检的时候，她止不住流泪。她当时已经离开强戒所12年了。

　　一位女民警问她：“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换座位吗？”

　　叶雄记得，当时自己气到想扔东西：“有哪一条法律规定，曾经吸过毒的人不能做好事？”

　　以戒毒成功者和禁毒工作者的身份，考虑到目前的高复吸率以及吸食毒品的后果，叶雄认为仍有必要维持或修订部分规定对戒毒人员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以此种外部监督方式促成戒毒人员的康复。与此同时，部分执法人员需要改进执法态度和行为。

　　很多次叶雄去到外地给警察、社工培训，常有警察在结束时找到叶雄：“我做警察30年了，马上都要退休了，都没看到过一位戒毒成功的。”

　　所以，叶雄后期在展开禁毒工作时，除了给予戒毒人员希望，也会鼓励家属、社工及警察对戒毒人员建立信心：“我知道，做戒毒工作真的很辛苦，但如果你们每天都觉得是在生产废品，那这个工作有意义吗？如果你们心里都不抱希望，对方太能感受到了，慢慢我们就会变成你们以为的那样。”

　　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是病人，需要社会的绳子。”

　　爱与信任

　　回顾过去的30年，叶雄说：“我对得起所有认识的人，唯独对不起我的家人。”

　　去中学讲禁毒的时候，傅忠会恍惚觉得台下的中学生里有自己的儿子。如今，他儿子已为人夫为人父。父子俩从来没有聊过过去，傅忠不愿提，也不敢提，希望儿子忘掉。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那天，吃饭时，给傅忠敬了杯酒：“爸爸你好了，我们家就有希望了。”

　　出所后，胡佳想要弥补两年内对父母和女儿的亏欠，也急于向家人证明自己的生活会尽快步入正轨，希望能够找到“另一半”。

　　通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先生。不到半年，他们结婚了。

　　结婚前，胡佳向他告知了自己的吸毒史，他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纠结几天后，他接受了胡佳的过去，并表示相信她。

　　说到丈夫，胡佳的语气变得温柔。她形容，丈夫很理解她，“会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保护，没有人关怀的话容易走歪，所以很支持，也很照顾我。”

　　在采访快要结束，我们各自准备挂断电话前，胡佳急急忙忙说：“我最后特别想说句话，我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落魄，那么猥琐，或是那么支离破碎。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很好沟通，因为我们太需要倾诉了，知道吗？”

　　胡佳收到采访邀请后，对叶雄说自己一定要畅所欲言，因为有很多话想要表达。可到了采访当天，她觉得自己突然无话可说。

　　当再次被问及是否还有想说的话时，胡佳变得有些腼腆，憨笑着说：“反正不要歧视我们，也不要歪曲我们，给我们更多理解、包容和信任，这些很重要，是吧？”

　　出所第二天，傅忠约了大姐见面。在傅忠吸毒后，他们断了往来。那是他们7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大姐告诉傅忠，父亲在上一年已经去世。至于为什么不通知他参加追悼会，大姐说：“你不要埋怨我无情，我不想让父母生前的战友、和你一起长大的同学看到你从戒毒所里，戴着手铐赶回来，更不想让父亲一生的荣誉被玷污。”话说得很重，傅忠却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承受这噩耗。

　　自从加入同伴教育团队，傅忠参加了各种活动。在2017年上演的一部以戒毒人员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戏剧里，傅忠在道具组做过义工，并应导演邀请，为演员们讲述了自己的吸毒经历以及康复过程，以便让演员们更好把握角色内心世界。傅忠还创作过展示禁毒志愿者生活的情景小品和诗歌。

　　他不断把各种活动照发给大姐，但始终得不到回复。

　　一次活动结束，傅忠打开微信，看到大姐给他的留言：“看到你的转变，我很高兴！希望你坚持下去。”

　　这么一句话，让傅忠泪流满面。

　　袁沐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